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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些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 摘要：“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汪洋7月12日说，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一些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我们的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过去的革命党向现在的执政党转变，从过去‘依靠群众打天下’向现在‘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过去‘对社会管理控制’向现在‘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党委、政府对社会建设要从过去的‘撑船’向现在的‘掌舵’转变。” 要加大向社会简政放权力度，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能够自己办的，就让他们去办；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能够自我管理，就让他们自己去管。尽管他们开始时可能办得不好，管得不力，但只要方向正确，要允许他们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南都讯 “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汪洋 政府应是“裁判员” “政府能否运用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不仅是一门新学问，更是一种执政能力。”汪洋说，要坚决纠正片面地认为发展社会组织会动摇基本政治体制、削弱政府管理的错误认识，把社会组织工作放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和推进，把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放在社会建设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把握，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服务和管理社会的参谋和助手。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强化政府社会建设的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一些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要做好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设计，建立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上世纪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但是在如何提升城市化管理水平上却缺乏科学的制度设计，造成城市贫民急剧增加，“城市病”日益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阻碍了经济发展。所以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汪洋还以“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身份转换作比喻说，(政府)自己去踢球，踢得不好，还要被骂脚臭，工作会越来越被动。如果把一些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办，招标采购，政府就能成为“裁判员”，将犯规的球员罚下场。“这样协调问题，工作就会越来越主动。” 重点培育发展公益组织 汪洋指出，要重点培育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加快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不断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民生服务的舞台。要积极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和扶持发展基金，形成“政府积极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公益组织受益”的培育模式。 他列举数据分析，广州和深圳现在购买公共服务大概都在一个多亿，相当于当年财政总支出的千分之一，而香港，2008-2009年对非政府机构的支出是361亿港元，超过经常性开支的16%以上。“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必须明确这是一个方向。”否则，经济总量愈来愈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不改革，将不堪重负，难以承受。 允许社会组织有学习过程 汪洋指出，政府要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但这不等于要求各级政府直接去进行所有的管理，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如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主体却是企业一样。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更多的是要创造平台、制定政策，对直接服务者进行管理和服务。 “要加大向社会简政放权力度，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能够自己办的，就让他们去办；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能够自我管理，就让他们自己去管。尽管他们开始时可能办得不好，管得不力，但只要方向正确，要允许他们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汪洋讲话 政府能否运用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不仅是一门新学问，更是一种执政能力。 要坚决纠正片面认为发展社会组织会动摇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削弱政府管理的错误认识，要重点培育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加快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 社会建设与幸福广东相伴相生，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如果把幸福比作一朵花儿，社会建设就是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好社会软环境，提供适宜的阳光、空气、土壤，让幸福的花儿自由绽放。毫无疑问，社会建设必将在实现幸福广东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幸福广东也就失去了支撑和保障，成为好看但又难以企及的海市蜃楼。 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外来人员融入广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通道”。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的步伐，优先满足优秀农民工、高端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落户需求，从制度上打通外来务工人员融入我省的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依赖。 专家解读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白锐副教授：不戴有色眼镜看社会组织是一大进步 “这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白锐副教授说，政治的实质，就是整合社会中的不同利益关系，而社会组织是当中一大体现。将社会的成长、社会组织的成熟看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摒除有色眼镜，这种积极正面的态度，本身即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在西方国家也是一大课题，能够正视它，是进一步研究它的前提。 认识到社会组织的成长是一回事，而能够借力社会组织，将之纳入政府管理措施，则是另一回事。白锐认为，虽然社会组织有着自己的制度逻辑，但毫无疑问，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的规范成长，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汪洋重点提到了公益性社会组织，虽然公益性组织近些年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另一方面公益事业由政府包办，显然既不经济，也广受质疑。推动社会组织成长，首推公益性组织，有极好的生长点。配合本月民政部放开三类社会组织登记审批的举动，这样的讲话是值得乐观的。 讲话对社会组织的积极心态还体现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即寻求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二是扶持发展基金，这是社会组织成长与成熟在机制和资源上的具体想法。当然，社会组织的进一步成长，还涉及到另外的问题，比如法律地位与相关管理法规的问题，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问题。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社会建设有利于解决不公平增长方式 在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的印象中，这是广东首次公开系统地讨论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大体系之间的关系。丁力称，这是广东现实发展的一种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丁力认为，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公平，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要有一些环节，比如社会组织的建设。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达到什么程度上的社会公平。但社会建设这一块，过去政府顾及不多，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言，长期以来是地方主政的薄弱环节。建设好社会组织可以担负起表达公众愿望的职责，通过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引导政府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缓解社会矛盾。 “总书记胡锦涛此前提出要包容性增长，即让发展的成果为大家共享，这其实就是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需要社会条件来配套。如果利益总是被少数人所占有，就会引起多数人的不满。此外，财富如果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肯定会造成内需不足，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通过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以改变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也是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广东当前的情况来看，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维系，除了资源、环境瓶颈外，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瓶颈，其造成不公平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包容，也不可持续，甚至抑制经济的发展。但事实证明，政府也不见得能管得好，有时协调成功，有时不成功，甚至可能把问题引到自己身上，这都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导刘林平：外来工积分入户的指标的确太少 “目前，外来工入户的指标的确太少”。长期关注外来工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导刘林平说：拿中山市来说，一年有3000个名额，按中山自己的口径，有120万外来工。如果按这个途径要400年。东莞一年的入户指标约为1万多，以东莞近1000万的外来工计，要1000年。显然入户这个方法，只能解决很少的一部分，对真正的农民工影响不大。由于条件太高，九成九以上的农民工跟这个政策没有关系，这个通道只能解决高端人才的问题，解决不了农民工的问题。 在刘林平看来，应该把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与户籍脱开来解决，对有孩子的结了婚的家庭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战略性的意义。基本上所有的农民工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始终处在流动之中，对广东经济非常不利。这将让广东没有稳定的工人队伍，没有稳定队伍即意味着没有职业的队伍，工人的素质提不高，更谈不上归属感和融入。且必须了解到，工人素质的提高与广东的经济转型密不可分。没有高素质的工人，何谈产业转型。 “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 汪洋提出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话语权，推动政府和公众在良心互动中实现善治 南都讯“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造成政府花了钱办了事还得不到群众认可、买不到一个‘好’的情况。” 发动群众不会给政府“添乱” “我们的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过去的革命党向现在的执政党转变，从过去‘依靠群众打天下’向现在‘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过去‘对社会管理控制’向现在‘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党委、政府对社会建设要从过去的‘撑船’向现在的‘掌舵’转变。” 汪洋说，社会建设是面向社会的。社会建设搞好了，人民群众是受益者；社会建设搞不好，人民群众就是受害者。“人民群众对于参与社会建设、搞好社会建设，有其切身利益所在，主观上是有积极愿望的。”应当因势利导，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问题首先由群众解决，群众的矛盾首先由群众化解”，提高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不少干部还心存疑惑，担心发动群众会给政府“添乱”，给社会稳定增添麻烦。汪洋指出，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是顺利的、成功的；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人民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社会建设也必然如此。” 汪洋还提出，要积极推动政府和公众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善治。一方面，政府要广泛听取和采纳民意， 做到科学决策，特别要重视协调好“官意”和“民意”，使二者一致起来，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造成政府花了钱办了事还得不到群众认可、买不到一个“好”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大力鼓励人大、政协、媒体、公众监督政府的同时，也要积极倡导理性监督。 更多地倾听“沉没的声音” 汪洋说，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话语权，更多地倾听来自基层的“沉没的声音”，而不能把民主变成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学术精英、网络精英等少数精英的事情。他还提出，要不断提高公众的民主素养，在循序渐进中推进民主。 众论“社会建设” 很多人想认认真真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如果把这些社会资源利用好，可以做很多事情。有人把社会组织视为洪水猛兽，担心社会组织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必须认识到，利用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建设是大势所趋。 ———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任姜斌 目前，我省共有社会组织28509个，其中社会团体1305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249个、基金会202个，比2005年增加8738个，平均年增长率为8.8%。社会组织的从业者达到35万人。 除特别规定、特殊行业外，我们主张将所有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实行政会分开和民间化。 ——— 省民政厅厅长刘洪 大力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发展也将是广州接下来的一项重点工作。截至今年6月底，广州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4202家，对于一个人口超1500万人的大城市来说，社会需求的缺口还非常大。 下一步，广州将坚持注册从宽、年审从严、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广州计划到2015年，每万人拥有5个以上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 广州市市长万庆良 社会组织就好像一个橡皮圈，如果社会组织不健全，就会使得政府和群众之间无法有效地联系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思考如何借鉴这些优良传统和有益成果，落实到实践中推动广东城市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让橡皮圈真正起到作用。 ——— 云浮市委书记王蒙徽 要发挥体制外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团组织、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方面的作用。目前，我省社会组织的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数量还不够，行政色彩也较浓，影响着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要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严格管理，引导它们发挥积极作用。 ———省人大华侨民族宗教委主任委员郑盛廷 由于我们决策和执行两种功能没有分离和专业化，导致行政机构非常庞大。当前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尤其要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高民众参与意识，提高居民自治作用。 ——— 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志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