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2023年7月份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提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意见提出了有计划、分步骤推动制度转变的工作安排和实施路径，明确从3个方面推动，即坚持先立后破，积极创造条件；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工作；把握好工作节奏，统筹好发展和减排关系。
 
　　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是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也是必然要求，因为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能耗双控的不足开始显现。
 
　　能耗双控——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我国从“十一五”开始实行能耗强度控制，从“十三五”实施能耗“双控”，取得的成绩毋庸置疑。2012年以来，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6.4%，年均下降3.3%。
 
　　碳排放双控——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我国从“十二五”开始初步实施了碳排放强度控制，2020年全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降低18.8%，比2005年降低48.4%，超额完成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40%到50%)。
 
　　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比较重要的就在于能耗双控对非化石能源消费也是有限制的，同时其仅考虑不同化石能源的热值差异，而碳排放双控还会兼顾碳排放因子差异。另外，碳排放双控增加了对非能源活动的限制。
 
　　也就是说，能耗双控在部分层面上影响了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利用，并且能源消费总量中也包含了用于原料的能源消费，从整体面上来看，能耗双控与“双碳”目标的衔接并不是完全无缝。意见就指出，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有利于鼓励和推动可再生能源供给更快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碳排放双控，确保走一条“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道路。
 
　　当然，这种过渡并不能一蹴而就，但意义不可估量。专家认为，碳排放双控带来的是破解重大项目落地能耗指标制约的契机，是绿电需求的增加，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这些利好指向的一是可再生能源资源丰沛的地区，上文我们也说过了，解除了对不产生碳排放可再生能源的限制能有效增强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弹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用能空间。二是整个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这个不多说。三是原料用能，即用作原材料的能源消费(作为生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料、材料使用)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将更好地保障重要项目合理用能需求。
 
　　当然，除了不能一蹴而就之外，碳排放双控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包括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明确，碳排放核算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碳市场、碳金融、碳资产管理这些市场机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同时清洁能源的跨区跨省配置仍不平衡，或者说基建有待加强等等。
 
　　王金南院士就曾表示，国家、地方、企业碳排放总量控制三个维度一个都不能少，彼此的关联是非常紧密的。要建立排放系统，监督系统，要解决增量控制还是绝对量控制，怎么设计，定什么指标，怎么监管等一系列问题，并且还有技术支撑体系，管理平台等各类要素的考量，最终构建成一个完整、庞大的体系。
 
　　“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也不一样，我们要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碳排放双控是新时代下的新路线图，其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对此，每个行业都面临抉择，而属于节能环保行业的新一轮增长需求，将以更细、更精准、更高端、更有针对性的面貌，开启供需匹配新的格局。